华裔女数学家郑乐隽
这是来自康德格尔的一篇译文。正文是由华裔女数学家郑乐隽为《华尔街日报》的撰文，文中，郑老师写下了她这些年最真实的备孕经历。
今天，嘉孕选择转发这篇文章，希望能够给同在困境中的你带去力量。也许我们也曾经历了无数次尝试，走了很多弯路，跌倒又爬起，甚至感觉失去了希望和方向，但请相信，这并不是你的错，希望看完这篇文章，你能和自己达成和解，也希望所有准妈妈的备孕之路都不要那么难。
我没有孩子，但并非出于选择
我写了一些受欢迎的数学书籍，定期作为钢琴家演出，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任教。我与一位美好而充满爱的伴侣生活在我最喜欢的城市里的一栋漂亮房子中。
我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几乎实现了我所有的梦想，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遗憾：我不是一位母亲。而我渴望成为母亲。这种无子女的状态，是我每天都在哀悼的事。
拥有孩子似乎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我觉得自己被父母们包围着——同事们匆匆结束会议赶去看孩子的足球赛或演出，街上母亲们推着婴儿车，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媒体充斥着关于孩子及其需求的讨论。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朋友怀孕的消息。这是否夸张？对我来说，绝非如此。
是的，我经历了许多生育治疗和无数次流产。多年的注射、检查、与生育专家一起努力，都未能成功。
三年前，我的最后一次怀孕以严重的内出血和急救手术告终。身体的恢复花费了不少时间，但留下了什么呢？
一个我认为辜负了我的身体，还有一个无法停止分析、执着于此从而导致这一切结果的数学头脑。
我现在48岁了，已经没有再怀孕的现实希望——尽管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劝我不要“放弃希望”。
像我这样的女性常常被描述为“拖延生育直到为时已晚”。据人口学家称，美国的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不仅因为女性在晚年生育更少的孩子，还因为很多女性根本没有生育孩子。
这些趋势的批评者，包括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担心女性正在浪费我们最具生育力的岁月，追求良好的教育和充实的职业生涯。
他们指责我们只有在简历上已经闪耀着其他成就时才转向母职，然后在我们的身体不配合时表现出震惊。或者，更糟的是，他们指责我们优先考虑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下一代的健康。
这根本不是我的经历。
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名母亲。我并不忽视母职的代价。我知道有孩子的女性通常比无子的同龄人赚得更少，升职也更少——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职惩罚”。
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即使我是数学研究生院里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我想要一份事业，但仅仅是为了养育孩子，而不是为了事业本身。
我相信我应该能够为我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所以当我25岁并有了第一份全职工作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孩子了。
问题是，我遇到的男人们并没有准备好。我知道我的最具生育力的岁月是有限的，但男人们没有这种压力。
我的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坚决表示他不想要孩子，将来也永远不会想要孩子。而去年，他在48岁时有了一个孩子。
在我寻找生活伴侣的过程中，我的职业生涯不断前进。我获得了多个学位，在世界各地担任了博士后职位，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获得了数学的终身教职。
这成了一个问题。似乎成功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威胁。有些人被吓跑了，有些人试图贬低我。有些人则更坦率地表达了他们的不安。
一个人友好地结束了我们的关系，他解释说：“我知道我永远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需要和一个比你差的人在一起。”另一个人在几次约会后坦白：“我确实想和一个聪明的人在一起，但……不要比我聪明的人。”
当我30岁时，母职还遥不可及，我感到非常震惊。当女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伴侣而无法生育，并且不愿意独自生育时，这有时被称为“社会性不育”。
时间只会加剧我的问题。每当我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取得新成就时，我似乎对男性的吸引力就更少。
在我的第一次书籍巡回演讲中，一位年长的男性电视主持人对我说：“没有男人会想和你在一起。你在太多事情上都太出色了。”我很高兴地说，他错了，但我直到39岁才遇到我的伴侣彼得·韦索洛斯基，那时我的生育能力已经多年严重下降。
我很快就了解到，我的社会性不育已经变成了生理性不育。40岁时，女性拥有较多异常卵子，这意味着更难创造出一个可行的胚胎。这就是为什么年长女性即使怀孕，也更容易流产。
当我开始进行体外受精（IVF）时，我们的医生说我们每个治疗周期能得到5个卵子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而每个周期至少需要两个月。
我们得知需要大约50个卵子才能确保得到一个基因正常的胚胎，所以我心理准备好了要进行10轮IVF。如果我没有从雇主那里得到优质的保险，这可能会花费大约50万美元。
IVF是一个身心俱疲的过程。我每天要在精确的时间给自己打几次针，接受每日的侵入性监测，并处理为刺激卵巢生长更多卵子而设计的激素鸡尾酒的影响，同时还不能太早排卵。然后是在关键时刻进行的取卵手术。
如果这一切意味着我能有一个孩子，那么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但事实是没有孩子。我的身体无法完成这个基本过程，这种失败感觉如此内在而个人，仿佛我们没有孩子完全是我的错——尽管我的伴侣向我保证，他并不这么看。
人们常常问我关于领养的问题。的确，有许多孩子需要父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家庭是件很棒的事。但领养并不能治愈生理性不育。这个过程不仅昂贵得令人咋舌，而且非常漫长和复杂，这意味着到我成为母亲时，可能已经五十多岁了。
种族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因为研究表明，与领养父母长相不同的孩子往往在情感上和身份认同上感到不太安全。因为我是亚洲人，而我的伴侣是白人，我们不太可能找到一个看起来像我们俩结合的孩子。
但事实是，我还没有在情感上准备好再经历一次艰难且可能徒劳的追求孩子的过程。鉴于我已经感到的失败感，我无法承受现在还要接受领养机构，甚至是生父母的评判：我是否会成为一名合适的母亲。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1977年到2022年，美国25岁到44岁无子的女性比例从不到20%上升到了近35%。
通常，这些数字被解读为女性在追求事业或避免额外的费用和责任方面所做的有意选择。这些决定通常被呈现为女性从生育压力中解放出来的证据。
在通常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常见劳累过度的母亲和自由思想的无子女女性的故事，而像我这样的女性的故事却被忽视了。非自愿无子女的羞耻感和由此引发的失败感，导致我们中的许多人将痛苦隐藏起来。
但我们的数量比你想象的要多。
根据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2022年对美国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40岁以上没有孩子的女性中约75%曾希望成为母亲。
我在一些网上的非自愿无子女支持小组中找到了这些女性，这让我在悲伤中感到不那么孤单。因为被排除在母职之外的痛苦对他人来说难以理解，这些女性中许多人承认她们不愿意与朋友、家人或同事讨论这个问题。
通常只有在这些半匿名的在线空间中，我们才能宣泄对领养、生育治疗的高昂费用以及他人不经意的建议（是的，谢谢，我们已经知道你要推荐的所有东西）的感受。
我们讨论我们的故事如何在关于更年期的叙述中缺失，仿佛它只是关于潮热和情绪波动，而不是我们生育能力的悲剧性结束。我们抱怨人们如何假设我们的无子女状态是一个选择，或者认为我们的生活似乎很轻松。
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羡慕地认为我的疫情经历简单无比。我希望这些人能够理解想要孩子却无法拥有的感觉。尽管无子女的女性在追求抱负上似乎更轻松，但我们的无子女状态往往被社会作为对我们女性身份的攻击。
卡玛拉·哈里斯绝不是21世纪第一位因没有做母亲而遭到谴责的女性政客。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前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遭遇了类似的攻击，往往还是来自其他女性的攻击。削弱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种方式，是将她们及其真正的挣扎对立起来。
像我所认识的许多非自愿没有孩子的女性一样，我努力在我拥有的生活中找到意义和美。我有一个很棒的伴侣和支持我的朋友。我热爱我的工作，尤其喜欢帮助年轻人学习、成长并欣赏数学的奇妙之处。我作曲，游泳，并常去看歌剧。
我对这一切心存感激。但当我把这些东西都算上时，我并不认为它们弥补了我没有的东西，那些我永远无法去爱、去拥抱、去培育、去看着成长的东西。
我现在正努力在我曾设想的生活的空白处构建新的生活，那些我曾设想的有尿布和蜡笔、有钢琴课和毕业典礼的生活。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努力、悲伤地找出这个无法拥有孩子的生活出路的人。我只是希望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故事，不再隐形。
